目的 對腰椎棘突間非融合技術的發(fā)展現(xiàn)狀、結構特點與臨床應用進展進行綜述。 方法 查閱近年相關文獻，系統(tǒng)回顧腰椎棘突間非融合技術的發(fā)展歷程和重要研究成果。 結果 腰椎棘突間非融合技術是脊柱外科后路非融合植入物的一類，根據(jù)設計可分為動態(tài)和靜態(tài)系統(tǒng)兩大類，動態(tài)系統(tǒng)包括Coflex 器械和椎間輔助運動裝置，靜態(tài)系統(tǒng)包括X-STOP 器械、ExtenSure 器械和Wallis 器械。腰椎棘突間非融合技術是脊柱外科的新技術，可以保留椎間盤和關節(jié)突關節(jié)功能的完整性，維持或恢復節(jié)段間正常運動，且對鄰近節(jié)段無不利影響。腰椎棘突間內固定系統(tǒng)可治療退行性腰椎管狹窄、椎間盤源性下腰痛、關節(jié)突綜合征、腰椎間盤突出癥和腰椎不穩(wěn)等疾病。 結論 隨著腰椎棘突間非融合技術日趨成熟和各種類型內固定器械研究的日益增多，腰椎退變性疾病的治療將進一步發(fā)展，但其遠期療效、確切手術適應證等有待深入研究。
目的 探討B(tài)ryan人工頸椎間盤置換術聯(lián)合鄰近節(jié)段椎間融合術（Hybrid手術）與雙節(jié)段頸前路椎間融合術后頸部軸性癥狀（axial symptom，AS）的發(fā)生情況，并進行對比分析。 方法回顧性分析2006年8月－2010年3月因雙節(jié)段頸椎病行Hybrid手術（A組）的18例患者臨床資料，并選取同期行雙節(jié)段頸前路椎間融合術（B組）的30例患者作為對照。兩組年齡、性別、病程、病變類型及手術節(jié)段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 gt; 0.05），具有可比性。觀察兩組手術前后日本骨科協(xié)會（JOA）評分、頸椎功能障礙指數(shù)（neck disability index，NDI）評分、手術節(jié)段頸椎曲度、C2～7整體活動度、手術相鄰節(jié)段活動度的變化情況及頸部AS發(fā)生情況，并進行比較分析。 結果兩組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18～34個月，平均24.1個月。末次隨訪時兩組JOA評分、NDI評分均較術前明顯改善（P lt; 0.01），兩組間術前及末次隨訪時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 gt; 0.05）。B組術后手術節(jié)段頸椎后凸發(fā)生率明顯增高，且高于A組，與A組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χ2=5.333，P=0.021）。A組手術前后頸椎整體活動度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t=0.410，P=0.685），B組末次隨訪時較術前明顯減?。╰=3.007，P=0.006），兩組末次隨訪時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t=2.664，P=0.013）。B組患者末次隨訪時上、下位相鄰節(jié)段頸椎活動度較術前均明顯增大（P lt; 0.05），A組手術前后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 gt; 0.05）；兩組末次隨訪時頸椎上、下位相鄰節(jié)段活動度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t=2.252，P=0.033；t=2.203，P=0.037）。末次隨訪時A組頸部AS發(fā)生率為16.7%，B組為46.7%，兩組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χ2=4.427，P=0.035）。 結論 與雙節(jié)段頸前路椎間融合術相比，Hybrid手術治療雙節(jié)段頸椎病在取得良好臨床療效的同時，能較好維持手術節(jié)段曲度和頸椎總活動度，避免相鄰節(jié)段頸椎活動度過度增大，降低術后頸部AS的發(fā)生率。
目的 探討治療癥狀性頸椎血管瘤合并脊髓型頸椎病患者的手術方法及效果。 方法 2006 年1 月－2008 年9 月收治18 例癥狀性頸椎血管瘤合并脊髓型頸椎病患者，其中男10 例，女8 例；年齡30 ～ 62 歲，平均45.3 歲。病程10 ～ 26 個月，平均15.6 個月。所有患者均為單椎體血管瘤，其中C3 2 例、C4 3 例、C5 5 例、C6 5 例、C7 3 例。X 線片呈典型的“柵欄狀”改變。頸椎血管瘤根據(jù)臨床和影像學特點進行分型，Ⅱ型13 例，Ⅳ型5 例。先行頸前路椎間盤或椎體次全切除減壓植骨鈦板內固定術，后在C 臂X 線機指導下對血管瘤椎體行經皮椎體成形術（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PVP）。術后攝頸椎X 線片觀察骨水泥分布、內固定物存在情況，以日本骨科協(xié)會（JOA）評分、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評定患者術后神經功能恢復及頸肩部疼痛緩解情況。 結果 所有患者均順利完成手術，未發(fā)生脊髓及神經損傷，切口均愈合良好。術中2 例發(fā)生骨水泥椎前滲漏，患者未出現(xiàn)不適癥狀。18 例均獲隨訪，隨訪時間24 ～ 28 個月，平均26 個月?；颊甙Y狀均有不同程度改善，成形椎體無骨折、塌陷，血管瘤無復發(fā)，內固定物無松動、斷裂和移位；術后3 ～ 4.5 個月，平均4 個月達骨性融合。術后3 個月及末次隨訪時JOA 評分及VAS 評分均較術前明顯改善（P lt; 0.05）；末次隨訪時根據(jù)JOA 評分獲優(yōu)9 例，良6 例，可2 例，差l 例。 結論 前路減壓植骨內固定加PVP 是治療癥狀性頸椎血管瘤合并脊髓型頸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在脊髓獲得徹底減壓的同時有效緩解了血管瘤引起的臨床癥狀。
目的總結采用單純后路病灶清除椎間植骨融合內固定術治療重癥原發(fā)性腰椎間盤炎的療效。 方法2009年2月－2012年5月，采用單純后路病灶清除椎間植骨融合內固定術治療重癥原發(fā)性腰椎間盤炎11例。男7例，女4例；年齡24～55歲，平均35歲。病變累及L3、43例，L4、55例，L5、S13例。病程3～12周，中位時間7周。術前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為（8.3±0.6）分。 結果術后切口均Ⅰ期愈合。11例均獲隨訪，隨訪時間14～28個月，平均18.6個月。術后2周患者腰腿痛癥狀基本消失，2～4周紅細胞沉降率和C反應蛋白恢復正常；術后6～10個月，平均6.5個月獲植骨融合。隨訪期間無內固定物松動、斷裂及脫出等并發(fā)癥。末次隨訪時VAS評分為（1.8±0.9）分，較術前明顯改善（t=19.69，P=0.00）。 結論單純后路病灶清除椎間植骨融合內固定術是治療原發(fā)性腰椎間盤炎的有效方法，對于椎體破壞明顯、癥狀較重的重癥患者也能獲得滿意療效。
目的 探討經皮椎體后凸成形術（percutaneous kyphoplasty，PKP）治療骨質疏松性椎體壓縮骨折（osteoporotic vertebral body compression fracture，OVCF）中骨水泥滲漏的相關因素。 方法 2005 年2 月－ 2008 年10 月，采用PKP 治療OVCF 71 例171 個椎體。其中男16 例，女55 例；年齡52 ～ 91 歲，平均71.5 歲。病程1 ～ 11 個月，平均5.7個月。其中單個椎體19 例，2 個椎體21 例，3 個椎體20 例，3 個以上椎體11 例。術前經影像學檢查確診為OVCF。根據(jù)骨折椎體內MRI 信號變化分型，新鮮型86 個椎體，亞新鮮型85 個椎體?；颊呔鶡o脊髓和神經根受損癥狀及體征。術中單個椎體骨水泥注入量1.5 ～ 6.5 mL，平均4.6 mL。通過觀察患者手術前后椎體前中柱平均高度、Cobb 角、視覺疼痛模擬評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及Oswesty 功能評分變化評估手術療效。根據(jù)患者術后是否發(fā)生骨水泥滲漏分為滲漏組和非滲漏組，并分析發(fā)生骨水泥滲漏的相關因素。 結果 患者均完全耐受手術，術中未發(fā)生神經、脊髓損傷以及球囊破裂。71 例均獲隨訪，隨訪時間7 ～ 18 個月，平均14 個月。有4 例（5.63%）術后3 d 內發(fā)生肺部并發(fā)癥，均給予對癥治療，3 例癥狀緩解，1 例治愈；6 例（8.45%）9 個椎體術后出現(xiàn)繼發(fā)椎體壓縮骨折，無明顯不適，未予處理。術后3 d 及末次隨訪時患者VAS 評分、Oswesty 功能評分、Cobb 角及前中柱椎體平均高度均較術前明顯改善（P lt; 0.05），術后3 d 和末次隨訪時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 gt; 0.05）。術后17 個椎體（9.94%）發(fā)生骨水泥滲漏（滲漏組），其中7 個椎體向椎旁漏出，6 個椎體在椎間隙漏出，3 個椎體沿椎弓根進針途徑外滲，1 個椎體在椎管內少量滲漏；余154 個椎體為非滲漏組。單因素分析顯示兩組患者在術前椎體前中柱平均高度、骨水泥注入量及有無椎體周壁破壞方面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 lt;0.05），在術前Cobb 角、骨折新鮮度、椎體操作部位及手術入路方面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 gt; 0.05）。多因素分析顯示骨水泥注入量[ 比值比（odds ratio，OR）=3.105，95% 可信區(qū)間（confidence interval，CI）=1.674 ～ 5.759，P lt; 0.01）] 及有無椎體周壁破壞（OR=11.960，95%CI=3.512 ～ 40.729，P lt; 0.01）是導致PKP 手術發(fā)生骨水泥滲漏的主要因素。 結 論 骨水泥注入量及椎體周壁有無破壞是影響PKP 手術發(fā)生骨水泥滲漏的主要危險因素，手術技術的提高是預防并發(fā)癥的關鍵因素。
目的 探討選擇性應用球囊擴張后凸椎體成形術治療老年骨質疏松性胸腰椎爆裂骨折的療效。 方 法 回顧性分析2003 年1 月－ 2008 年1 月收治的符合納入標準的36 例采用球囊擴張后凸椎體成形術治療的老年骨質疏松性胸腰椎爆裂骨折患者臨床資料。其中男15 例，女21 例；年齡59 ～ 72 歲，平均65.4 歲。無明顯外傷史14 例，輕微外傷史19 例，較劇烈外傷史3 例。共40 個椎體受損，其中T7 1 個，T9 3 個，T10 8 個，T12 10 個，L1 9 個，L2 7 個，L4 2 個。均表現(xiàn)為骨折椎體部位的局限性疼痛，無雙下肢神經癥狀，骨密度測定均顯示為骨質疏松癥。術中經單側椎弓根穿刺者31 例，雙側椎弓根穿刺者5 例；受損椎體注入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骨水泥，每個椎體注入量為（3.46 ± 0.86）mL。術前及末次隨訪時行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攝X 線片測定椎體前緣壓縮程度、椎體后緣壓縮程度、椎體矢狀面移位程度。 結 果 術中發(fā)生硬膜破裂腦脊液漏2 例；術后1 例腰背痛未徹底緩解，經對癥治療后治愈。36 例均獲隨訪，隨訪時間1.5 ～ 4.0 年，平均2.3 年。術后患者均未出現(xiàn)骨水泥滲漏，X 線片示骨水泥彌散良好；無神經壓迫癥狀，無其他并發(fā)癥，椎體高度恢復滿意。末次隨訪時VAS 評分為（2.34 ± 1.03）分，明顯低于術前的（6.78 ± 1.21）分，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 lt; 0.05）；椎體前緣壓縮程度為19.80% ± 1.03%，明顯低于術前的25.30% ± 2.50%，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 lt; 0.05）；術前及末次隨訪時椎體后緣壓縮程度和椎體矢狀面移位程度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 gt; 0.05）。 結論 以影像學評分結果為選擇依據(jù)，選擇性應用球囊擴張后凸椎體成形術治療老年骨質疏松性胸腰椎爆裂骨折，影像學及臨床效果均滿意。
目的 探討B(tài)ryan 人工頸椎間盤置換術與頸前路椎間融合術后頸部軸性癥狀（axial symptom，AS）的發(fā)生，并進行對比分析。 方法 2004 年10 月－ 2006 年4 月，對22 例患者行Bryan 人工頸椎間盤置換術（A 組），男13 例，女9 例；年齡33 ～ 54 歲，平均43.3 歲。病程1 ～ 21 個月，平均6 個月。其中脊髓型頸椎病16 例，神經根型頸椎病6 例。單節(jié)段置換20 例，2 個節(jié)段置換2 例。對同期30 例患者行頸前路椎間盤切除減壓植骨融合內固定術（B 組），男17 例，女13 例；年齡35 ～ 64 歲，平均50.3 歲。病程1 ～ 23 個月，平均7 個月。其中脊髓型頸椎病19 例，神經根型頸椎病11 例。單節(jié)段融合26 例，2 個節(jié)段融合4 例。觀察兩組患者術后隨訪時神經功能恢復情況，手術節(jié)段頸椎曲度、頸椎總活動度（range of motion，ROM）的變化情況及頸部AS 的發(fā)生情況，并進行比較分析。 結果 兩組患者術中、術后均無嚴重并發(fā)癥發(fā)生。所有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24 ～ 42 個月，平均30.6 個月。A 組術后無假體移位、脫落等并發(fā)癥發(fā)生；B 組術后6 個月X 線片示植骨全部達骨性融合，內固定無松動、脫落、斷裂等。兩組神經根型患者術后隨訪時臨床癥狀均明顯緩解，療效滿意。兩組脊髓型患者JOA 評分術后隨訪時均較術前有明顯提高（P lt; 0.01）；兩組術前及隨訪期末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 gt; 0.05）。B 組術后手術節(jié)段頸椎后凸發(fā)生率明顯增高，且高于A 組（P lt; 0.05）。B 組ROM 較術前明顯減小（P lt; 0.01），A 組手術前后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 gt; 0.05）；兩組術后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 lt; 0.05）。術后頸部AS 發(fā)生率A 組為18.18%，B 組為46.67%，兩組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 lt; 0.05）。 結論 與前路融合手術相比，Bryan 人工頸椎間盤置換治療頸椎病在取得良好臨床療效的同時能維持手術節(jié)段ROM及曲度，避免ROM的減少及術后頸部AS 的發(fā)生。
目的評估頸前路減壓單純椎間融合器（Cage）植骨融合術治療多節(jié)段頸椎病的臨床療效。 方法回顧分析2010年8月－2012年8月收治的符合選擇標準的多節(jié)段頸椎病患者62例，32例行頸前路減壓單純椎間Cage植骨融合術（A組），30例行頸前路減壓Cage植骨融合內固定術（B組）。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病程、病變類型、病變節(jié)段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采用日本骨科學會（JOA）17分評分法和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評價臨床療效，并對兩組椎間高度、融合器沉降程度和沉降率、頸椎曲度、椎間融合率等進行比較。 結果B組手術時間為（109.7±11.2）min，顯著多于A組（87.8±6.9）min（t=—2.259，P=0.037）。術后患者切口均Ⅰ期愈合。兩組患者均獲隨訪，A組隨訪時間8～27個月，平均15.8個月；B組隨訪時間9～28個月，平均16.4個月。隨訪期間未出現(xiàn)并發(fā)癥，B組無內固定物并發(fā)癥發(fā)生。兩組患者末次隨訪時JOA評分及VAS評分均較術前顯著改善（P＜0.05）。術后軸性癥狀嚴重程度，A組優(yōu)20例，良9例，可2例，差1例，優(yōu)良率90.63%；B組優(yōu)19例，良7例，可3例，差1例，優(yōu)良率86.67%；兩組優(yōu)良率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χ2=0.765，P=0.382）。兩組患者術后即刻及末次隨訪時椎間高度及末次隨訪時頸椎曲度均較術前顯著改善（P＜0.05）。A、B組Cage沉降程度分別為（1.4±0.9）mm和（1.2±1.6）mm，沉降率分別為9.52%（8/84）和7.59%（6/79），融合率分別為95.24%（80/84）和96.20%（76/79），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結論與頸前路減壓Cage植骨融合內固定術相比，頸前路減壓單純椎間Cage植骨融合術可獲得滿意的臨床療效和影像學指標，且手術時間更短，是治療多節(jié)段頸椎病安全有效的手術方式。
目的探討不同切口方式處理椎間盤纖維環(huán)對髓核摘除術后山羊椎間盤生物力學強度的影響。 方法取30只成年健康山羊，雌雄各半，隨機分為A、B、C 3組（n=10）。3組行L3、4及L4、5椎間盤髓核摘除術中，切開纖維環(huán)時，分別采用工作套筒刺入（A組）、圓形切口切開（B組）、方形切口切開（C組）。記錄并比較3組山羊體質量、雌雄比例、年齡、術中出血量及切口愈合時間；術后觀察各組山羊存活及切口愈合情況。術后24周時處死山羊，MRI檢查髓核信號強度；游標卡尺測量L3、4及L4、5椎間盤高度，取均值，并計算手術前后高度丟失程度；生物力學測定L3、4誘發(fā)椎間盤突出的壓力值及椎間盤承受的最大壓力值；大體、組織學染色觀察L4、5椎間盤纖維環(huán)的修復效果。 結果3組山羊體質量、雌雄比例、年齡、術中出血量、切口愈合時間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3組山羊均存活至實驗完成。MRI檢查3組椎間盤均可見退變現(xiàn)象，信號均降低；根據(jù)改良Thompson分級法，A組椎間盤退變程度高于B、C組（P<0.05），B、C組間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3組術前椎間隙高度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但術后24周A組椎間隙高度高于B、C組，其丟失程度低于B、C組，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A組誘發(fā)椎間盤突出的壓力值及椎間盤承受的最大壓力值均顯著大于B、C組（P<0.05），B、C組間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HE及Masson染色示：A組纖維環(huán)連續(xù)性良好，層次較清淅；B、C組切開處可見纖維環(huán)連續(xù)性破壞，瘢痕組織填充明顯。 結論椎間盤髓核摘除術中，采用工作套筒切開纖維環(huán)對纖維環(huán)結構破壞小，對維持椎間盤生物力學強度及術后纖維環(huán)修復起到積極作用。
目的比較小型豬上胸椎各節(jié)段椎間盤在垂直受壓以及5°前屈、后伸、側彎時椎間盤的壓強變化及分布特點。 方法取12具小型豬脊柱標本，分為兩組（n=6），一組截取T1、2、T3、4、T5、6、T7、8節(jié)段椎間盤，另一組截取T2、3、T4、5、T6、7、T8、9節(jié)段椎間盤，兩組合并即為完整上胸椎數(shù)據(jù)。應用生物力學試驗機及LLW雙面型感壓紙對各節(jié)段椎間盤依次行100、150、200 N載荷，測量垂直載荷以及5°前屈、后伸及側彎時壓強，分析不同載荷及運動條件下各上胸椎椎間盤的壓強變化特點。 結果與垂直載荷相比，前屈時上胸椎各節(jié)段前方纖維環(huán)壓強呈增大趨勢(P＜0.05)，而后方纖維環(huán)壓強部分節(jié)段無明顯改變（P＞0.05）或呈增大趨勢(P＜0.05)；后伸時上胸椎各節(jié)段前方纖維環(huán)壓強呈減小趨勢(P＜0.05)，而后方纖維環(huán)壓強部分節(jié)段呈減小趨勢（P＜0.05）或無明顯變化(P＞0.05)；側彎時，隨載荷增大各節(jié)段側彎凹側纖維環(huán)壓強均明顯增加(P＜0.05)。 結論各上胸椎椎間盤的壓強分布在不同載荷下具有不同特點，椎體的后側結構在上胸椎活動及壓強分布中起重要作用。上胸椎側彎時凹側壓強明顯增大，表明受力不對稱可能是脊柱側彎進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個體體質量是影響脊柱側彎進展的重要因素。